萨默斯：日本失落的十年值得中国反思

劳伦斯·H·萨默斯

人们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确定性。

已故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如此评价人的需要，的确是洞悉人性。

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无论从家庭背景还是人生经历上看都是经济学家的完美类型，他出生学术世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两位亲戚——萨缪尔森和阿罗都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本人五十岁之前就已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等职务，目前仍然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以研究“失业、资本税、储蓄行为及宏观经济”而著称。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世界经济权重中的迅速上升，萨默斯也加入了这一重头话题的世界性争论之中。萨默斯本人对中国经济的长远信心甚至高过了很多中国学者，他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崛起将来必然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然而，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的他也认为中国必须尽快改革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否则日本过去的十年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未来。

尽管对于萨默斯的观点，国内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萨默斯对于转轨经济的看法是否将延续杰夫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因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倡导用"休克疗法"改革玻利维亚和俄罗斯等国经济而毁誉参半)的结果，现在还很难下结论。

那么确定性何在？

然而，仅从中国高达1066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775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流动性泛滥来看，恐怕萨默斯的见解对于中国也将是有意义的。

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对世界有何意义？

为了思考这一问题——如何让美好时光永驻，巩固并延续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从过去20年日本的教训中可以找到一些堪为中国借鉴的方面。20年前的日本人肯定没有想到在其后的20年里日本经济所发生的一切。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开始。那场被后人称为“工业革命”的事件之所以是场革命，是因为在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增长。比较一下古代雅典人的生活水平、公元10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17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发现其差别是不大的。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想象这样事情——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随着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达到1.5%，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随后这场革命扩展到美国，其力量更加强大，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4-6倍。

现在想想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如果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约7%——中国在过去10～20年的增长率比这要高，那么每10年生活水平就会翻一番，现在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70岁，这意味着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发生了7次翻倍，也就是说变为初始水平的100多倍，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过去1000年间，就经济变革的规模而言，唯一能与此相比的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而正如我所揭示的，那两次变革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如这一次。中国拥有这个星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率也表现上佳，如果这一巨大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那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我经常提醒美国人，如果300年后的人们书写我们今天的历史，最主要的事件可能将不是美苏之间50多年“冷战”对抗的结束，更不会是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目前发生的事情，而更可能是这一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提高100多倍的现象，以及这对世界上其他人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今天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尽最大可能地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以及如何使中国的增长与全世界协调一致。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几乎超过了我们所能设想到的其他所有问题。

奇迹终结？

中国经济为何会增长，以及是如何增长的？各种细致的研究对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估。但我认为从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对以下观点并无异议：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中国在高储蓄、高投资的基础上迅速积累资本，同时也是因为在从农业到高科技的所有领域都尽力释放中国公民原始的经济能量，朝向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快速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并将其适用于中国。全球融合、激励机制、市场力量的逐步扩展、有形资本的积累、大量投资和发展教育，这些都是中国增长的促进机制。而这些仍在继续，中国可以很容易地继续增长很长一段时间。

有时人们会说经济奇迹终会终结——有的国家可以快速发展一段时间，但这不会永久持续下去。这可能是对的，但也有必要想到另一方面。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数据显示，中国人今天的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日本在1955年的水平，或者韩国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水平。日本奇迹在1955年之前就开始了，而且后来持续了下去。韩国奇迹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之后又持续了20～30年。因此中国将很可能继续增长下去。

当然，如果要以和谐的方式维持这一增长，还有很多潜在的问题需要处理。例如，如果经济增长一旦放慢，如何保持健康的良政？如何在维持对于中国非常重要的社会团结与稳定的同时，允许同样重要的自由反叛精神与创造力，例如美国软件业的发展就是依靠这些精神。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也是很重要的方面，随着清洁空气和地下水变得稀缺，如何一方面延续增长，另一方面保护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环境？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而世界是否做好了准备来接受中国经济增长引发的巨大并不断增长的贸易量。关于中国的经济数据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额预计将超过2000年全年的出口总量，那正是我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最后一年。如此一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外汇储备超出保险需求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与金融监管。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因金融问题而使健康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合理的资源配置走向终结的情况。在美国经济史上，投资增长最快、生产率提高最快、经济最为旺盛、信心最足的十年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十年，然而到了1929年泡沫破裂了，上世纪30年代进入了异常艰难的时期。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信心十足，因为科技发展非常迅速、出口迅速增长、拥有巨大的资本积累，但在那之后，因为一系列的金融问题，进入了“失落的十年”。这两个事件值得我们慎重反思。而据我所知，中国也已经对此进行了慎重的反思。我接下来将集中论述这两个事件，并涉及以下问题：维持金融稳定是延续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一，中国巨大出口导致的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保证中国继续成功并和谐增长的问题。

我以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谜题开始这个讨论。上世纪9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讲课时会谈到资本流动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将向收益最高的地方流动。我会出这么一道考试题：设想世界上存在两个区域，一个是成熟的、富裕的、增长缓慢的，另一个是年轻的、较贫穷的、但却以比前者高两倍的速度增长，资本将如何流动？如果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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